“救不了女儿，就让她去救别人吧”

修复生命，让爱永存

浙医二院，32岁的祝梦月的遗体被手术推车送进器官移植手术室。

20多名亲属围在一旁，沉默地目送。22个月大的小孙女在大人怀里，看着远去的推车，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“咚”，手术室的门关了。52岁的父亲祝升泪湿眼眶，他几度想反悔，真想在那一瞬间拦下推车！

几个小时前，祝升和妻子、女婿含泪在器官捐献书上签下了字。

1

年轻妈妈突发脑溢血

祝升是城西一家电力安装公司的工人，2003年带妻子许音从老家江西来杭州，已经15年了。他每天5点半起床，坐两趟公交车去三墩上班，在各个工地上干活。这些年中，女儿祝梦月结婚生子，如今祝梦月的大儿子9岁，小女儿1岁多。

余杭某小区，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，这是三代六口人的家。房子太小，祝升在客厅里隔出一个小房间自己住。开门时，许音神情疲惫，脸上全无血色。

6月11日，女儿祝梦月的倒下彻底打乱了这个平凡家庭的节奏。

“11号那天晚上回来吃饭，她说头晕，在沙发上躺一下。后来起身说去看看小孩写作业写完没，就晕倒了。”许音从沙发上站起来时，看到女儿就摔倒在孩子的房间门口。她喊来祝升，把女儿扛起来，抬下去送医院，在车里时，就感到人不对劲了。

“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我亲手带的，从来没离开过......”许音急促又无力地叹了口气，她大概已经没有泪好流了。

经诊断，祝梦月因脑血管畸形致突发脑溢血。这个名词，对于祝升全家人而言完全陌生，却命定般向女儿和这个家突然袭来。

“去看看孩子写作业”，成了祝梦月留给父母和孩子的最后一句话。

2

最揪心的等待

6月11日，祝梦月先被送到西溪医院，当晚转浙二，12日凌晨两点多，在重症监护室里开始紧急手术。这是祝升最揪心的一次等待，他不但不能影响它，反而被彻底排除在外，不管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只能无条件地接受。

许音想着女儿可能随时要走，怕赶不及去，12日那天就把两个小孩也带到了医院，在旁边旅馆住着。在医院这些天，老家村里人听说了，也一拨一拨地赶到杭州来探望。

女儿始终无意识，更无法说话。到13日，医生说，人是救不回来了，如果想她回去，可以安排救护车送。

“我不可能让她年纪轻轻就这样走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哪怕是倾家荡产呢！总希望还有奇迹……”祝升说。

“她戴着呼吸机，各种各样的管子插着，只有在推出ICU做检查的间隙我们才看得到人。”祝升每天在医院过道、门口踱来踱去。

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成为全家人最惦念的时间，那是重症监护室病人视频探视时间，视频镜头从1号病床开始一张张扫到16号床，每个床位停留半分钟左右，循环播放，尽管画面无法推近，总算看得到人。

入院的第3天，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告诉祝升，按现有的医学技术，手术无法再做了，并跟他讲了病人过世后有器官捐献的事，可以帮忙联系红十字会。

祝升木然地应下来，很快，浙江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何炯来了。

3

决定与反悔

女儿的生命正在消亡，祝升和女婿江朗正式商量起器官捐献这件事。

“我和女婿是同意的。我想，既然救不了她，为什么不能让她去救别人？虽然我看不到她的器官在哪里，最起码这些东西还活在这个世上，她的眼睛还看得到这个世界，不管多少年都是个念想。”祝升说。

但何炯和祝升第一次并没有谈拢。

走廊上，来自老家的几位家属都听到了何炯与祝升的对话。一位家属连话都没听完，朝何炯上下打量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“医院走廊里，我们家属太多了。有的亲戚觉得捐献这事儿太残忍，说我们做父母的不好这样做。要是在老家，这种事情根本谈都不要谈的。”祝升说。

这样的情绪也直接影响到了坐在另一头的许音。她哭着不讲话，憋了一会儿说，“我不舍得，我不同意。”何炯没有继续说。过了十几分钟，许音走过来，“其实我也是想得通的，我只是舍不得......”

何炯第二次来确认意愿时，祝升找了个安静地方，和妻子、女婿一起在捐献书上签了字，同意将女儿的心、肝、肺、双肾、两角膜予以捐献，去帮助其他人活下去。

捐献这件事，父亲祝升看起来是家里最坚定的。他还做了自己妹妹和小舅子的工作：“我知道你们也舍不得的，但是救不了，那就让她去救别人吧，给别人一条生命，这是积德的事。”

6月20日下午3点半，医生推着手术车将祝梦月遗体送到手术室。

“我看着推车，女儿整个头部已经内出血肿胀。送女儿进去器官移植的一瞬间，我真想反悔，拦下来！”祝升说着已经泪流满面。

第二天女儿遗体火化，祝升心里稍微平衡一点点，“想想人没了还救了别人，心里才有一点安慰。当时不做这个决定的话，没了也就没了……”

4

回到故乡

6月21日上午9点40分，祝梦月遗体火化。10点50分一家人捧了骨灰盒，随剩下的几位亲戚开车5个多小时，回江西老家。

村里人大多已经知道了祝家女儿没了。走得近的亲戚邻居提早帮忙设好了灵堂、桌席，老乡亲友纷纷前来吊唁。

在老家待了5天，祝升和许音一直没出过门。几乎不发朋友圈的祝升，这几天一连发了7条，从“责难”女儿“对不起爱你的亲人朋友”，到“愿女儿来生没有苦痛灾难”。

安葬那天，有疑惑的老乡走近身，拉拉许音的袖子反复问：“你确定（遗体）是完整的吗？你确定没有摘掉？”

许音听着，心里被挖了一样难受……

这样的艰难，余杭区红十字会会长吴芳华这些年深有感触。2008年她刚到红会，那时候有人主动来表达捐献意愿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。阻力主要来自世俗观念，“因为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都是讲人要完完整整地来，完完整整地走。就像殡葬改革，从土葬到火葬的推进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你就可以想象器官捐献对很多人来说是恐惧、残忍和无法接受的。”

5

女儿走了之后

女儿走了以后，祝升回到杭州。天气很热，在户外作业时祝升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儿，没法安心干活。老板体谅，让他请了假。

女婿江朗每天开网约车，只不过现在变成中午出门——他得管孩子写作业，以前这都是祝梦月管的。江朗内向寡言，晚上回家后，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他和两老心里难过，但谁又安慰得了谁？

女儿走后，祝升把放在床头的一张小孙女和女儿的照片挂到了客厅。祝升说，农村里讲走得早的人，不能把照片挂在家里，但他不信这个，“她才22个月，我就怕她忘了妈，以后连这两个字都不会叫了。”吃饭时，他有时候会问问小孙女：“妈妈呢？”小孩指指墙上的照片，意思是妈妈在那儿。

前两天，孙子不肯写作业，祝升发火训了他一顿，“我说，妈妈不在了，你更要努力，你是没妈管的孩子，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了。他被我训得掉眼泪。我说，妈妈没了你没流眼泪，我这样骂你，你倒流泪了。”

小孙女也许还不懂，在仅仅22个月长的人生中，自己和这个家经历了什么。从妈妈出事以来，她几乎再没看到过妈妈。出殡那天，她在奶奶许音怀里，看到人群中那张用手机自拍照放大的妈妈遗像，用小手指指，轻轻叫了一声：妈妈。

记者手记

冲破阻隔的过程很长，但总会更好

这是一次很艰难的采访，难在很多时候，我不知道如何去询问，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捐献器官的大爱，只有祝升自己知道，旁人无法感同身受。

祝梦月是余杭区她所在街道的第三例器官捐献者，而整个余杭区，自2008年红十字会开始独立运行，并开展器官、遗体、组织捐献这项工作以来，至今已有器官捐献19例、遗体捐献16例、角膜捐献34例。

这当中，个人与社会，对器官、遗体、组织的捐与受都有着双向的需求，促成这项需求的阻力与束缚却相当大。

很庆幸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努力冲破阻隔，走在前面的人。

比如我遇到的祝升一家，比如杭州有一位48岁的淋巴癌患者，他给余杭区红会留下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我知道遗体捐献是用来干什么的。我不在乎医学院的学生们在我身上动多少刀，我在意的是，这些学生跨出校门后不动错一刀。”

让大众了解、理解遗体、器官、组织捐献是一个过程，它大概会很长，但总会更好。那些勇敢的先行者，和他们的家人都值得致敬。

我们相信，生命此刻的终点，同时也在另一刻重新起航。器官捐献，在修复生命的同时，让大爱永存。

(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）